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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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一些思考
青少年是整个家庭里最健康的人。所以往往当青少年身上有症状的时候，是整个家庭和社会系统出问题了，他们把青少年推出来，替整个家庭和社会文化来承担这个结果。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其他人病得更重，所以大家寄希望于最健康的人身上，希望青少年们去吃药去治疗，有力量好起来之后，大家就都会好起来。梁鸿就说她在滨海采访一个精神科医生，他说孩子是一个社会的神经末梢，孩子在替所有人受苦。
“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会那样沉痛地自责，说自己不过是在制造人肉宴席上的“醉虾”，一层未及明言的隐咎，也正是在这里吧？
借用鲁迅这个“醉虾”的比喻，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代人，依然不断在目睹和亲历“醉虾”的扑腾。从我童年的时候起，种种培育“醉虾”的饲料和器具，就堆满了我们的生活。“文革”初期，那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喊哑了嗓子的“红卫兵”，不就是大群大群的“醉虾”么？回想起自己在少年时代的种种愚昧举动，我更禁不住要推断，与我年岁相仿的人，恐怕是很少没有被做成、至少是曾经被做成过“醉虾”的吧。脑子昏了，却能弹跳，这是老饕对“醉虾”的基本要求，因此，只要社会依然在封闭信息、阻拦交流，依然在禁锢思想、摘除异端，你就依然还是被泡在厨房的大酒缸里，与清溪和绿野隔得很远。当然了，时代不同了，这“封闭”和“禁锢”的手法也就不同。旗号可以改，内容也可以换，只要还能用种种机械狭隘、非此即彼的思路套住你，就不难继续把你送上权势者的席面。你不是很厌恶“黑”么？那好，我就给你“白”，所有的都是“白”，直灌得你除了“白”以外，什么都看不见，只要裹着白布的，你也一概跟着走：你似乎是远离了“黑”，却依旧昏昏懵懵，不辨东西，还是一枚虾！这些年来，那种惊觫于旧时的专制和穷困，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你说是“现代化”，就一定赤诚拥戴的人，似乎日渐增多。可是，那些顶着“现代化”的新名、却又仿佛似曾相识的欺哄和盘剥，偏偏不断落到他们头上——当目睹这样的景象的时候，你会不会又发生仿佛置身厨房的幻觉呢？”
“作为说明事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8世纪印度农村的某位贱民的生活境况。在他或她所属之群体的集体性历史经验中，几乎总是充满了各种种姓；他所属的种姓经常都会被人看不起或被人剥削，从来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一种姓注定的命运——一生都不可能逃脱。于是，不足为奇的是，在这种环境中，种姓体系以及一个人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都将被视为某种犹如自然规律一样的力量。没有任何比较标准可以被他们用来发现种姓体系的不足，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经验或知识可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并非是必然不可改变的。”
“ 当人们感到他们不能做出什么来改变他们生活处境中的主要要素时，他们就会感到没有必要满怀绝望或深感失望，而只是将其处境视为生活中的某种事实；他们对于其处境所采取的态度只是得过且过，不会具有来自更大社会环境的某种持续而紧迫的压力感。这种态度将其生活处境中的主要要素置于自然规律所支配的、给定的与当下的（the given and now）、由几乎不可改变之物质所构成的领域之中，这一领域中的生活是被雕刻而成的。这种态度，至少是某种略加修饰的宿命论或坦然接受，通常都潜存在于悲剧层面之下，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无可选择和被迫征召。”
“无论劳工还是匠人，他们虽然都是其主人的奴仆，但是，他们一旦完成了主人所命令之事，这种主奴关系也就宣告结束。可是，暴君发现，他周围的那些人都在乞求和恳求着他的宠爱；他们不仅必须完成暴君交代的事务，他们还必须像他可能会让他们如何思考那样去进行思考，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满足他的欲求，他们甚至必须预知他的想法。仅仅服从于他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取悦于他，必须绞尽脑汁、自我折磨地为其服务，甚至不惜为此而杀害自己……他们必须为了他的喜好而放弃自己的喜好，强迫他们自己的倾向，弃绝他们的自然性情。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言词、他的语调、他的眼神，甚至他的打盹。他们必须既没有自己的眼睛，也没有自己的手脚；他们身上的眼睛和手脚都仅仅只是为了观察、侦查他的意志，发觉他的想法。这种生活幸福吗？这种生活真的配得上生活之名吗？”
——拉波埃西（Etienne La Boétie），《论自愿为奴》
“ 正午，狂风大作，我还是上路了。我将步行前往距离小木屋一百三十公里的乌齐卡尼岛。我给自己留了三天时间抵达谢尔盖的站点，一天抵达该岛，第二天在岛上度过，第三天回到陆地，还有三天回到我的住处。我取出一架儿童小雪橇，在上面装载了一袋衣物、一些给养、滑冰鞋、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还有昨天开始读的荣格尔日记。一位人文主义哲学家和一位士瓦本昆虫学家：真是隆重的随行队伍啊。”
“隐士离群索居？但离开了什么呢？”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飨的欲望。”
“有一次遇到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住在一个破庙的阳台上，阳台刚好可以容纳他的睡姿，地上铺个褥子就算床。如果下雨刮风就只能活受罪了。我问他住在这里做什么，他整肃表情，嘴脸微仰，长啸一声，说就是练习这个。他和一个僧人在这儿歇脚，打算等天再温暖些，到山洞里去住。”
‘”我祝愿美好的艺术是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一切美好的思想都是从循循善诱，而不是从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
“我们必须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创造我们自己。”
“塔西佗理解得没错：迫害最强有力的效果主要是杀鸡儆猴，吓唬不那么勇敢的人和创作本身。自我审查向来比官方审查更具决定性，塔西佗称之为“愉快的惰性”，这指的是自我放弃，不去冒险，不自找麻烦、自寻烦恼，不去挑战现行的价值体系。”
“这是一种危险的懦夫行为，捆绑住了创作者的手脚。塔西佗是顺从时代的见证者，当时，连叛逆者都选择沉默与服从。他写道：“毫无疑问，我们表现出了无比的耐心。如果选择权在我们心里，我们会在选择失声的同时也选择失忆。”他的文字触及令人痛苦的伤口，也让我们睁大双眼看清了现实：在所有时代的战场上，不仅有官方的审查，还有作者内心的恐惧。”
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身之善的自由，只要我们没有企图剥夺别人的这种自由，也不去阻止他们追求自由的努力。在无论身体、思想还是精神的健康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最好的监护人。对比被强迫按照他人以为善的方式生活，人们彼此容忍在自己认为善的方式下生活，人类将获得更大的益处。——约翰·密尔《论自由》
“论者不能以为，批评几千年前的古人就无需承担责任，正是因为古人不能替自己声辩，历史学家才要格外慎重地使用‘话语权’，要对自己的‘后见之明’提高警惕。”
“那是因为他们把宇宙视为想当然的，把其他事物视为想当然的，就连他们自己的存在也视为想当然的。他们从不会感到奇怪，他们并不觉得他们活在这世上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我父亲的一席话，“真奇怪，”他对我说，“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世上。闭上双眼，在我内心深处，我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是我第一次产生了这种感受，然后就立刻抓住它不放，因为我知道父亲在说什么。但很多人还是不能理解，他们会问：‘你不活在这世上还能活在哪儿呢？’”
“我们对一个人的（理论）质疑和反驳必须得从接受他的前提开始，这样的质疑和反驳才是有效的。”
“所有事物中总有一部分尚未被研究过，因为我们使用自己的眼睛时，有一种习惯，习惯回忆前人如何看待我们正在看的东西。然而，即使最细微的事物也含有未知之处。我们必须找到它。描述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或者平原上的一棵树，我们必须留驻在火焰或者树前面，直到它们对我们而言不再与其他任何树或火焰相像。”
1954年的整个夏天，身无分文、只有一个小帐篷和两个睡袋的威尔逊，晚上睡在汉普特斯西斯公园里，白天则骑自行车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把他的野营背包扔在衣帽间，然后在圆形的阅览室里写小说。
“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我想我属于第一代被驯服的英国人。我父亲那一辈……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他生活的目的仍然是逃离美德、畅饮啤酒或者偶尔打只野兔子。”——D·H·劳伦斯
“我渴望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主义，都屈服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价值与尊严之下。但是那些卑微的生命与人性，却总让我满含绝望的泪水。”
“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
“但是各位！如果真要考虑到那样钜细无靡的话，男女起初究竟是如何开始交际的呢，诸君追求的那种纯爱型的开端原本就是不可能的，越是多方取证并彻底地自我分析，我们岂不越是会止步不前吗，性欲也好虚荣也好逐流也好妄想也好愚蠢也好，依然清浊并济，即使面临的是失恋的深渊，有时候不是仍应该举身跃向黑暗吗，此时此刻不跳出去岂不就永远都会困在昏暗青春的梅比乌斯环里了吗，将对她的心意一直尘封在心底，明天若孤独地死去的话，有谁敢说自己不后悔呢。有就他妈的给我站出来！”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我喜欢一种宁静的、属于人本身、自然本身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喧嚣的、带有人世扩张的、征服性的东西。我觉得一个胜利者，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失败者，因为他服从了统治和获取成功的规律。” -顾城《顾城哲思录》
我努力节省出尽可能多的时间，用于毫无功利的阅读，用于我喜爱的作家，他们富于诗的本质，这是我所相信的食物。 以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篇》
“爱，很好；因为爱是艰难的。以人去爱人：这也许是给与我们的最艰难、最重大的事，是最后的实验与考试，是最高的工作，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此而做的准备。”
“所以一切正在开始的青年们还不能爱；他们必须学习。他们必须用他们整个的生命、用一切的力量，集聚他们寂寞、痛苦和向上激动的心去学习爱。可是学习的时期永远是一个长久的专心致志的时期，爱就长期地深深地侵入生命——寂寞，增强而深入的孤独生活，是为了爱着的人。爱的要义并不是什么倾心、献身、与第二者结合（那该是怎样的一个结合呢，如果是一种不明了，无所成就、不关重要的结合？），它对于个人是一种崇高的动力，去成熟，在自身内有所完成，去完成一个世界，是为了另一个人完成一个自己的世界，这对于他是一个巨大的、不让步的要求，把他选择出来，向广远召唤。青年们只应在把这当作课业去工作的意义中（“昼夜不停地探索，去锤炼”）去使用那给与他们的爱。至于倾心、献身，以及一切的结合，还不是他们的事（他们还须长时间地节省、聚集），那是最后的终点，也许是人的生活现在还几乎不能达到的境地。”
—— 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第七封》
入夜了，除了灯火，我什么也看不到。饥饿令我浮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焦躁。也许真正令我不耐烦的是，火车的速度和我内在的速度之间的不和谐。在我的内里，一列火车正在脱轨。- 黄锦树《乌暗暝》
我已经厌倦了嫌恶别人，憎恨别人的生活。厌倦了无法爱任何人的生活。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哪怕是一个。最重要的是我甚至连自己都爱不起来。为什么不能爱自己呢？是因为无法爱别人。一个人需要爱某个人，并被某个人所爱，通过这些来学习爱自己的方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会爱别人的人，不可能正确的爱自己。不，我不是说这些该怪你。仔细想想，或许你也是受害者之一。你大概也不知道该怎样爱自己。不是吗？ - 1Q84
在教学大纲中，你会发现我们要阅读不少伟大的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约翰•洛克，伊曼努尔•康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其他人的书。同样，你也会发现，我们不仅要读这些书，还要探讨当代政治及法律领域内的争端，并思考其背后的哲学问题。我们将对这些话题进行辩论，涉及平等与不平等、支持行为、言论自由与攻击性言论、同性婚姻、兵役征召等，涵盖一系列实际问题。究竟为何？这门课并非仅仅为了让这些抽象而又遥远的书籍可触可感，而是让我们更明确，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政治生活，哲学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因此，我们阅读这些书，对这些议题展开辩论，探讨彼此之间的联系，感悟相互的关照和启示。
这听起来很吸引人，但在此我要给大家提个醒。我要提醒你们：阅读这些书的时候，要把它作为认识自我的一种训练。阅读这些书是有风险的——包括个人风险和政治风险。作为政治哲学专业的学生，这些风险你们应该一清二楚。之所以会有风险，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哲学教导我们，使我们面对已知的事物，不再因循守旧。
说来讽刺，学习这门课的难处正在于我们所学习的是我们已知的事物，将平日熟视无睹、毋庸置疑的一切变得陌生起来。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这样，之前提到的假设，融合了趣味性和严肃性。你们所要阅读的哲学书籍也是如此。哲学让我们对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感，它并不提供给我们新的信息，而是引导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它们。
而风险正在于此。一旦我们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那它们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认识自我的过程，如同一个迷路的无知者，无论内心多么不安，你会意识到，你已经不能停止思考了。是什么让你的探索既困难重重，又充满乐趣？道德与政治哲学，就好像一个故事，你不清楚它将如何发展下去，但你清楚，这个故事与你息息相关。这正是你所要担负的个人风险。
那么政治风险又是什么呢？我或许可以这么介绍这门课程，我会向你们承诺，通过阅读这些书，并探讨这些话题，你们将成为更好、更负责任的公民，你们将重新审视过去那些公共政策中的假设，你们将磨练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你们将为有效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但这一承诺不但片面，而且会误导你们。大部分的政治哲学并不是那样的。你必须考虑到，学习政治哲学，有可能非但没有让你成为更好的公民，反而使你变坏了。或者至少在你成为更好的公民之前，先使你变坏。那是因为，哲学的玄妙不易参透，它甚至会让你一蹶不振。
这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的朋友卡利克勒试图说服苏格拉底放弃哲学。在这场精彩的对话中（见柏拉图《高尔吉亚篇》），卡利克勒这么对苏格拉底说：“年轻的时候，有节制地学习哲学，那么它是一样好东西；但倘若过度地研究它，那么它无疑会将你腐蚀毁灭。听我的劝告吧。“卡利克勒继续说道：“放弃你的争论。更积极地去生活。那些浪费时间研究些模棱两可之物的人不值得你效仿。你应该看看那些家当富足、声名斐然之辈是怎么生活的。“卡利克勒想对苏格拉底说的其实就是：放弃哲学。现实点。不如去商学院吧。
卡利克勒的说法有一点是正确的。哲学让我们摆脱过去的习惯，从预定的假设和固有的信条中挣脱出来。这些正是我所谓的风险——包括个人风险，以及政治风险。
面对这些风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回避方式。这种回避方式被称为怀疑论。怀疑论是这样的，我们不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论是之前我们所探讨的案例或者原则。倘若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米尔，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为这些问题画上句号。那你觉得我们是谁？我们眼下正坐在桑德斯剧场里，通过一学期的课程，我们就可以解决它们。或许，每个人都还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容分说。不去进行推理思考。这就是在逃避，这就是怀疑论者的逃避。
对此，我这样答复你们：这些问题确实已经争论多时了。然而事实上，它们依然在重复发生。这也许意味着，即便在一种情况下，它们不可能发生，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确是不可避免。它们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我们每天正活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中。因此，怀疑论并非解决之道，它只是让你放手，放弃应有的道德反思。对于怀疑论，伊曼努尔•康德曾作过如此精彩的描述，他说：“怀疑论乃人类理性之休憩所，在此处，理性能反省其独断的漫游旅程，检查理性所在之地域，俾在将来能更正确选择其途径。但此非能永久安居之处。但一任吾人只安于此，绝不足以克服理性之不安者也。”（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我试图讲述这些故事，提出这些观点，同时我也面对一些风险。
简而言之，我总结一下，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唤醒你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然后看看我将把你们带向何方。非常感谢。- 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所有的选择都是一种自愿，但并不是所有的自愿都是一种选择，有很多我们自愿从事的活动完全受我们的欲望所支配而没有经过审慎的选择。